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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氏 | 29th Apr 2007, 16:18 PM | 趣味話題 | (760 Reads)
第二章 謊言與事實

李志綏在“回憶錄”的結尾寫道:“我要此書成為在毛澤東的極權統治下,平民百姓生靈塗炭,以及善良知識分子,為了求生存,不得不扭曲良知、犧牲理想的歷史記錄,申訴給公眾,”



有著特殊政治色彩的黎安友在為這本書所寫的“前言”中更是畫龍點睛地寫道:“沒有任何一本官方傳記呈現了一幅比李醫生此書更真實的毛畫像。此書是有關毛——或許也是有關歷史上任何一位專制者——的著作中,最深刻入微的一本。”

這些話盡管根本不符合事實,倒是把他們所以要出版並且用那麼大力氣來宣傳這本書的真實意圖說明白了。

我在前面已經說了,李志綏和毛澤東的接觸十分有限,也並不了解多少中共高層領導的政治狀況,要他把這些“深刻入微”地寫出來,除了把一些道聽途說的東西拼湊起來以外,就只有靠任意編造了。

這自然談不上是什麼“真實的毛畫像”。對書中涉及的事實,如果一一加以駁正,實在是說不勝說。我只能就其中的若干重大間題,根據我的所見所聞,參考現在保存著的文獻記載,說明一些事實真相。



(一)關於中共八大

李志綏這部“回憶錄”的中心內容,是以中共八大為起點、“文化大革命”為終結,來刻意描述被它稱為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之間的“權力鬥爭”的。中共八大前後毛與劉、鄧等人的所謂嚴重分歧和矛盾,是這部“回憶錄”全部立論的一個重要基點。


是“權力鬥爭”嗎?

為了讓讀者了解李志綏和“回憶錄”的參與者們在這個問題上是怎樣胡編亂造的,我不得不佔用一些篇幅把書中的有關部分抄錄如下:

“劉少奇負責講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最重要的政治報告。這報告的起草討論須經毛先行過目和修改。後來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告訴我多次——劉少奇的政治報告事先沒有送交毛過目。那時即將擔任新職(黨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要毛休息,不參加會議。”

“毛說:‘我提出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可是我仍然是黨的主席啊。召開八大為什麼事先不同我打招呼,八大的政治報告起草討論,我沒有參加,事先稿子也不給我看,說是來不及了。我又沒有離開中國,有什麼道理說來不及,不讓我看一看呢?’”

“我不確知毛究竟批閱過劉的政局報告沒有,但他顯然不喜歡其中強調經濟建設並避開階級鬥爭的論調。我想毛跟我發的牢騷,是他在氣頭上的話。八大路線(即堅持集體領導、發展經濟、反對個人崇拜、主張實事求是等)從未得到毛的支持。毛往後所有的政治行動——共產黨整風、大躍進、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 ——全是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總路線而做的出擊。”

“毛在‘八大’中做了開幕講話。我隨同毛出席了開幕和閉幕會議,並在後台聽了劉少奇的政治報告。我一聽到劉、鄧兩人的報告,就知道毛一定會大為震怒。我也非常驚駭。毛的確有理由覺得中央在壓制他。劉的政治報告和鄧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贊揚集體領導路線,反對個人崇拜。鄧小平進一步向黨代表保證,中國絕對不會出現個人崇拜。鄧修改的新黨章中,不但刪掉‘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指針,這句話,並為毛設立了榮譽主席的職位——這些都顯示毛的黨主席職位並非終身職,黨領導要他交出權力。”

“我在‘八大,會議中首次發現,毛和他的指定接班人劉少奇之間,存在著如此重大的歧異。‘八大’是毛與劉、鄧兩人關係的轉折點。毛覺得中央領導是有意排擠他,並且想削減他的權力。”
這些話簡直都是天方夜譚。

召開八大事先不同毛澤東打招呼,八大政治報告的起草討論,毛澤東沒有參加,事先連稿子都不給他看。這難道是可能的嗎?

只要稍微懂得一點中國共產黨常識的人,一看就知道這全是胡說。

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樣的大事,作為黨的主席的毛澤東居然會事先不知道,還要別人向他打招呼;大會的政治報告居然會不讓他參加討論,連過目都不讓他過目。自稱與聞中國共產黨最高機密的李志綏,怎麼會說出這麼一大堆違反常識的話呢?

就在“回憶錄”的第一七一頁上又明明這樣寫著:一九五六年毛說:“我這次到北戴河來,中央有些事要解決,下半年要開第八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樣兩處截然相反的說法,竟然都是通過同一個李志綏的口說出來的,叫讀者該相信哪一種說法呢?

我的日記中記著,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到達北戴河不久,八月份毛澤東不但認真看了劉少奇的政治報告初稿,還看了周恩來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初稿。

事實上,確定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開中共八大,是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由毛澤東自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作結論時宣布的。從大會的籌備(主要是劉少奇的政治報告的起草工作),到大會的召開,都在毛澤東的直接指導下進行。

在檔案中記載得很清楚:從一九五六年七月六日到九月八日,毛澤東分別在北京和北戴河主持政治局會議、八大政治報告起草委員會會議以及少數起草人的會議,專門討論修改八大政治報告,前後共達十九次之多。其中,除少數幾次是毛澤東同幾位起草人的談話以外,劉少奇參加了全部會議,鄧小平只有一兩次會議沒有參加。直到八大開幕前幾天——九月六日至八日,毛澤東還連續三天分別同劉少奇、周恩來、陳伯達、胡喬木研究八大政治報告的修改問題,最後一次談的是社會主義改造與社會主義建設這一部分的修改。

從八月上旬直到九月十四日(八大開幕的前一天),毛澤東的主要精力就用在指導並親自修改八大政治報告上。在現存的八大政治報告起草過程中的八十多份修改稿,經過毛澤東本人修改的有二十一份,增加了許多重要內容。

在修改過程中,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以及陳伯達、胡喬木、陸定一等人交換意見十分頻繁,僅毛發出的有關信函就有二十四件,其中大部分是寫給劉的。例如: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給劉的信中寫道:“此件(指政治報告槁‘關於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問題,部分。——林克)已經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請酌定。”政治報告臨近定稿時,毛澤東在九月十一日又寫信給劉少奇說:“你和周總理的修改,都看了,都同意。我也改了一些,請看是否可以。如你同意這些修改,請令人將三個本子上的修改處抄在一個本子上,並立即打清樣,付翻譯。”(見書前圖片專輯)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修改黨章的報告所作的修改和提出的意見,雖然沒有對劉的政治報告那樣多,但同樣是認真審閱,並親筆修改。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寫給鄧的信中說:“此件(指鄧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修改稿。——林克)看了一遍,覺得大體可用。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請你們酌定。在第二十三頁上批了一點建議修改的意見,請考慮。許多句於太長,不好讀。我在第三十二頁的一段中試增了一些標點,請考慮全文都增加一些標點。”

九月十三日,毛在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談到劉、鄧和周恩來的三個報告的修改過程時說:“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過來推翻過去,這也說明我們是有民主的。不管什麼人寫的文件,你的道理對就寫你的,完全是講道理,不講什麼人,對事不對人。”這三個報告就是在毛的主持下,由這次中央全會通過的。

李志綏的書中所謂毛說八大政治報告起草討論,“我沒有參加”,“事先稿子也不給我看”云云,究竟是像黎安友所說的“真實”而“深刻入微”,還是純粹造謠?用不著我說,讀者大概都可以自己作出結論。

請讀者注意,凡是關鍵問題、要害間題,“回憶錄”的作者們總是讓毛澤東出來說話,而且往往又只是對李志綏一個人說的。反正毛已作古,死無對證,他們認為可以根據某種需要,想要毛說什麼話就讓他說什麼活。李志綏為什麼要憑空捏造、給自己戴上一個教毛學英文的頭銜,說他可以經常同毛“徹夜長談”,無非就是為編造種種離奇古怪的政治謊言作鋪墊的。


毛澤東不支持八大路線嗎?

至於李志綏所說“八大路線(即堅持集體領導、發展經濟、反對個人崇拜、主張實事求是等)從未得到毛的支持”,上面介紹的情況就已可說明這全是瞎說。但因為這個問題很重要,我想再補充說幾句。

中共八大以經濟建設為主要議題,正是毛澤東確定的。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七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說:“這一次重點是建設。有國內外形勢,有社會主義改造,有建設,有人民民主專政,有黨,報告裡面有這麼幾個大題目,都可以講。但是重點是兩個,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一個是經濟建設。這兩個重點中,主要的還是在建設。這個報告(指劉少奇的政治報告。——林克)的主要部分,三萬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講建設。”

在政治報告裡,有一段經過毛推敲斟酌而引人注目的文字,是這樣寫的:“目前我們黨的中心任務,就是要依靠業已組織起來的勤勞勇敢的六億中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來進行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國經濟落後和文化落後的狀態,使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富裕起來。”

八大強調集體領導,提出防止個人崇拜,也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早在八大舉行前五個多月,即一九五六年四月初,毛澤東在審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特意加寫了幾段批評個人崇拜和維護集體領導的文字,例如:“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後期,愈陷愈深地欣賞個人崇拜,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違反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

鄧小平的修改黨章報告中講集體領導和防止個人崇拜的內容,就是遵照毛澤東的這些意見寫的。

毛澤東是不是從中共八大開始,對劉、鄧越來越不滿?不。恰恰相反,正是在八大前夕召開的七屆七中全會上,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決定增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四位副主席,推舉鄧小平任總書記。七屆七中全會上有一段毛、鄧的話,可以清楚他說明毛當時對鄧小平的看法。鄧說:"我還是比較安於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

毛說:“他願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願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於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於外國的總書記。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贊成,就順了。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他比較周到,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麼怕,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

回過頭來,再看看李志綏書裡所講“‘八大’是毛與劉、鄧兩人關係的轉折點”、“鄧小平要毛休息,不參加會議”等等,真不知道他在胡說些什麼。

“回憶錄”還說,“鄧修改的新黨章中,不但刪掉‘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指針’這句話,並為毛設立了榮譽主席的職位”。事實上,那時首先提出不要再提“毛澤東思想”的,正是毛澤東自己。

從一九四九年以後,毛在審閱中共的一些重要文件包括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把“毛澤東思想”統統改掉,或者刪去,有的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有的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共中央宣傳部根據毛的指示,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專門發了關於毛澤東思想應如何解釋的通知。通知說:“毛澤東同志曾指示今後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我們認為今後黨內同志寫文章做報告,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辦理。”毛在審閱這個通知時,還親筆加寫了一句話:“在寫文章做講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澤東同志的時候,可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等字樣。”這個通知下發的時間,離開正式宣布召開八大只有三個月,離八大正式召開也只有一年零九個月。

至於設立黨中央名譽主席的建議,也是毛澤東提出來的。毛的出發點是為黨和國家的安全著想。對這些問題,李志綏和“回憶錄”的參與者們,不知底裡,妄加評說,硬歸結到了一個他們十分喜愛用的概念,叫做中共“權力鬥爭說”。舉一可以反三。他們關於中國共產黨歷史的許多嚴重錯誤的結論,根據往往就是這麼來的。

李志綏還說,他陪同毛出席了八大會議,“我一聽到劉、鄧兩人的報告,就知道毛一定會大為震怒。我也非常驚駭”。“我在‘八大’會議中首次發現,毛和他的指定接班人劉少奇之間,存在著如此重大的政治歧異。”

李志綏甚至借我向他介紹情況之口,說毛對八大各項決議“極為震怒”。這倒真使我“非常驚駭”。我人還在,他居然就能這樣造謠,真不知該說他什麼好了!

無中生有地編造謊言,總是很難把話說圓,稍不小心,就會露出漏洞來。李志綏這本書的中文版第四五六頁上有一句十分醒目的話:“我這時(指一九六六年八月,著重點是我加的。——林克)才完全明白,毛在一九五六年第八次全國代表會議上就對劉少奇及鄧小平深為不滿。”不知怎的,李志綏大概是忘記了他前面說過的話,原來他發現毛在八大對劉、鄧“大為震怒”或者“深為不滿”,是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發動之時,而不是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開幕之日。這類自相矛盾的紙漏,在編造謊言的人那裡總是會要不斷出現的。 毛何以對警衛工作不滿?

李志綏還把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同八大拉扯到一起,給它們塗上一層濃厚的“政治”色彩,塞進所謂“中共權力鬥爭”的私貨。“回憶錄”中的所謂毛對警衛工作惱怒,大發脾氣,就是一例。

“回憶錄”中說:“但毛平息怒氣(指所謂八大時毛對劉、鄧的不滿。——林克)的策略,是先針對敵手的下屬迂回攻擊,而不是直接鏟除真正的目標。”“一九五六年,八大開幕,國慶日後不久,毛便爆發了。”“毛不能明說他真藍生氣的原因——羅、汪兩人過於服從黨組織,凡事都要向劉少奇報告。”“八大後,羅、汪仍照舊前去向黨中央報告毛的起居一切,這使毛大為惱火。” 關於這件事,我也問了孫勇。他是這樣說的:

“八大那個時候,是我們黨及中央領導人之間最團結、最融洽的時候。中央發生分歧是‘大躍進’、廬山會議以後。毛主席批評警衛工作與八大毫無關係。對警衛工作,不僅主席有意見,少奇同志、周總理、陳雲同志也有意見,不滿意。主要是感到警衛森嚴,限制大多,與群眾隔離,脫離了群眾,有時惹得他們生氣。他們有意見也不是從一九五六年才開始的。一九四九年進城以後就有意見了。有一次政治局開會,在正式開會之前,大家對警衛工作提出批評,我記得有總理、陳雲同志。我從延安時期,就為中央首長做警衛工作。那時首長經常接觸群眾,在轉戰陝北時還住在老百姓家裡,同群眾沒有隔膜。進城以後,情況變了,社會情況複雜了。我們警衛工作很緊張,限制是多了一點,因為怕出事,目的是要確保首長的安全。這樣,首長就覺得不自由了,與群眾隔離了,脫離群眾了。主席就曾多次批評警衛工作脫離群眾。中央首長對警衛工作有意見,甚至不滿,主要就是這個。李志綏說,毛生氣的真正原因,是羅瑞卿和汪東興把‘毛的起居一切’都報告了劉少奇、黨中央,這完全是瞎扯,是絕對沒有的事。李志綏根本不知道情況,在那裡胡說。”

“回憶錄”中關於中共八大的種種謊言,單憑李志綏那點本事,是編不出來那麼多的。“‘八大,是毛與劉、鄧兩人關係的轉折點”,這是點睛之筆。這句話我很熟悉,這正是一些西方學者包括像黎安友這樣的人所持的一個重要觀點。他們用這個觀點來解釋和說明中共以後發生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這次不過是又刻意地藉著李志綏這本書搬用過來,仿佛又找到了這個當時並不在場的所謂“當事人”的“回憶錄”來“作證”罷了。



(二)關於毛澤東發動整風和反右派鬥爭的動機

李志綏在“回憶錄”裡說:毛對八大決議極為震怒,便借機發動整風,鼓勵民主人士提意見,“向毛自己認為最需要改造的黨內人士(包括劉少奇和鄧小平)和政策進攻”。“他萬萬沒有料到批評的箭頭會轉而指向他本人”,又“不得不在黨內求和解,以一致對付黨外人士”。李的結論是:“如果當時民主人士提的意見未涉及到毛,那未‘文化大革命’一定會提早十年。” 事實是這樣的嗎?


毛澤東因何要整風?

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在一九五七年開展整風運動,“‘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為什麼要整風呢、是要解決執政黨脫離群眾的問題,而這恰恰是劉少奇首先提出來的。

一九五六年波匈事件發生以後,劉少奇感到執政黨脫離工農群眾的問題,是一個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他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如果我們不加以注意的話,也可能產生一種新的貴族階層。他認為,這次整風就是要解決部分黨員在黨執政情況下產生的“特殊的思想,特權的思想,站在人民頭上的思想,社會沙文主義的思想,脫離人民群眾。主觀主義跟命令主義的思想,官僚主義的思想”。劉少奇的這些觀點得到毛澤東的贊同。

後來,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使這次整風有了明確的指導思想。

在這段時間裡,毛澤東的活動非常繁忙。三月問,他出巡外地,先後在天津、濟南、南京、上海等地多次講話,闡述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動員整風。

四月七日,他回到北京,又同劉、周、陳、鄧、彭真等人研究討論整風問題,幾乎每天都要開會,氣氛是和諧融洽的,意見和看法是一致的。毛澤東幾乎集中全部精力研究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和整風問題。

毛、劉等希望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是真誠的。一方面是由於有波匈事件的前車之鑒,另一方面也是想由此造成一種生動活潑、有利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政治空氣。

五月十日,《解放日報》摘要刊登上海中小學教師座談會的發言,揭露出不少黨員幹部脫離群眾的問題。毛看後,特地批給劉、周、陳、鄧、彭傳閱,並且寫了這樣兩段話:“這一整版值得過細一看,不整風黨就會毀了。”“請你們注意看上海解放日報、南京新華日報、上海文彙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集中看人民內部矛盾和我黨整風消息,這是天下第一大事。”

這時已是五月中旬,毛仍然把報紙上反映的各種意見,包括對共產黨提出的尖銳批評意見,看作是“值得過細一看”的,絲毫沒有提到敵我問題。

這一時期,毛澤東是真心真意鼓勵黨外人士提意見,談不上什麼“引蛇出洞”的問題。他認為,黨在群眾中威信很高,整掉脫離群眾的作風以後,威信會更高。


從整風到反右

一九五七年五月初和五月中旬,中共中央統戰部分別召開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會和工商界人士座談會。兩個座談會總的氣氛是好的,提出了許多尖銳但又是善意的批評。有極少數人借機發難,否定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否定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兩個座談會期間,毛多次聽彙報。這極少數人的言論,引起他的警覺,感到事情並不是完全如他所預期的那樣發展。五月中旬,毛在聽取彙報中得知,極少數人在會上提出要“輪流坐莊”,還要搞“海德公園”。他當即表示: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他決定把會上的言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毛的心情是沉重的,甚至是優慮的。他關心的是國家 政權的穩定,而不是個人地位的安危。有一次他對我說:你看我們的政權能不能穩得住,會不會亂?

當時毛的確因為患感冒而身體不適,並不是李志綏捏造的什麼我所說的“毛這次是受到重大打擊,而形體衰弱,精神憂抑”。我根本沒有說過這種話。李志綏作為一個醫生,講到病人的病情,他連起碼的職業道德都不要了,更不用說一個正派人應有的道德了。毛派我和胡喬木等人到北京各大學去看大字報,回來向他彙報,連續了好幾天。

五月,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供黨內高級幹部閱讀。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也就是“引蛇出洞”的策略。

在這篇文章裡,毛認為:“多數人的批評合理,或者基本合理,包括北京大學傅鷹教授那種尖銳的沒有在報紙上發表的批評在內。”“他們的批評是善意的。”“善意,惡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五月十六日,毛就如何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問題,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黨內指示。從以上事實中我們可以得出幾點認識:
一發動全黨整風,是毛,劉,周,朱,陳,鄧等人的一致意見,是中共八大之後加強執政黨建設的重要措施,決非像李志綏所說是黨內高層鬥爭的產物。整風的目的,是要解決執政的共產黨脫離群眾的問題,貫徹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以便調動黨內黨外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國家,這也就是八大路線的精神。李志綏說什麼整風是由於毛對八大路線的“震怒”而引發的政治鬥爭,真是南其轅而北其轍,不知扯到哪兒去了!
二 毛澤東鼓勵民主黨派和其他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最初的目的是要用黨內黨外的批評互相結合的方法解決執政黨脫離群眾的問題,決非像李志綏所說從一開始就是搞“政治圈套”,藉民主黨派解決共產黨內“權力鬥爭”。
三 “引蛇出洞”的策略,是在毛認為出現了右派分子要同共產黨“輪流坐莊”、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特定情況下提出的。即便如此,毛從主觀上仍是力圖將少數右派分子同真心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廣大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嚴格區分開來,決非像李志綏所說是將矛頭對準整個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
四反右派鬥爭以後,毛從理論上重新考慮國內的主要矛盾問題。由於對國內階級鬥爭的形勢估計過分嚴重,誇大了階級鬥爭,對國內主要矛盾作出錯誤的判斷,從而改變了八大路線,改變了直至一九五七年三月他還一再強調的“現在處於轉變時期:由階級鬥爭到向自然界鬥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這個觀點,成為後來毛的一系列政治失誤乃至犯嚴重錯誤的理論根源。 是“政治圈套”嗎?

由於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過於嚴重,使得反右派鬥爭嚴重地擴大化了,傷害了黨內黨外一大批好人,給他們帶來極大的痛苦,這是毛澤東的錯誤。

但是,這場鬥爭的出現及其不幸的結局,都超出了毛澤東預先的估計和部署。李志綏把這些情況都說成是毛在事先有計劃、有步驟搞的一個“政治圈套”,甚至追究到所謂中共八大開始出現的毛與劉、鄧的“矛盾”,甚至說毛預先就說出會有幾十萬右派。這就完全違反了事實。

“回憶錄”中引述了毛在七月初對李關於反右派問題的一大段談話。不明真相的讀者很可能認為真有這麼一回事。實際上這些全是假的。作為李志綏聽到毛講這段話的主要根據,就是他所說的一九五七年七月這次南行的行程,而這是胡編的。

“回憶錄”是這樣寫的:“專列的駛停,仍以毛的作息時間為轉移。我在火車上發現,隨行的人大大減少。”“這次南行,一中隊只出來十來個人,警衛處只派了一個人,其余就是秘書、衛士和我了。”“一路上談話,講的都是反右派問題,毛不像在北京時的消沉,顯得精神高昂,語言有力。毛在那期間跟我說的許多話,直至今日,猶仍在我耳邊回響。”“我們先去山東濟南,然後到上海。……毛此次的上海之行是公開的。他要全國人民知道他仍是最高領導,他策劃的反右派運動已正式展開。”“我們旋即離開上海,到以西湖馳名的杭州。”毛在杭州作了一次講話,幾天後便乘專列到了南京。從南京乘飛機到濟南,“第二天毛在省委禮堂會見省委和濟南軍區的幹部。毛的講話內容仍是反擊右派,與一路所講的相同”。然後到青島。

根據我的日記記載,毛澤東這次外出,是七月一日從北京乘飛機當天直達杭州的(上午五時五十五分起飛,九時半到杭州),而不是乘專列。檔案記載和我的日記是一致的。可見,李志綏說“我在火車上發現,隨行的人大大減少”云云,純屬子虛烏有。這次毛根本沒有到濟南(他是七月十二日由南京乘飛機直接到青島的,當天上午六時半起飛,八時半抵青島),怎麼會在濟南“會見省委和濟南軍區的幹部”呢?怎麼會同他們說什麼反擊右派的問題呢?

李志綏還造了我的謠。他說:“我不在時,林克跟毛接觸最多(這又是李志綏為抬高自己的身價而說的謊話,不客氣他講,李志綏和毛接觸的機會是無法同我相比的。——林克)。他跟我談起他對毛的政治評估。林的看法,在當今這個局勢下,毛不得不在黨內求和解,一致對付黨外人士。”

這完全是憑空捏造出來的。我從來沒有對李志綏說過這樣的話。在我的頭腦中,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對毛的這種“政治評估”,因為這是根本違反事實的。再說,那時李志綏不過是一個剛剛到任的保健醫生,我怎麼能同他談這類問題呢?

李志綏在其“回憶錄”中,常常用這種手法:把他想要說的話,強加在別人的頭上,特別是藉同毛接近的人的嘴說出來,有時甚至還有對話,讓讀者看起來,仿佛是有根有據、真實可信的。對我是如此,對別人自然也會如此,至於那些已不在人世的人就更不用說了。這一點,請讀者務必注意。



(三)關於一九五七年米高揚秘密來華

李志綏的“回憶錄”中說:“米高揚一行人到了杭州,想跟毛討論中國核武器發展計劃。毛要我去見見米高揚。”“米高揚同我談起原子彈的可怕。”據李志綏“回憶”,他和米高揚還討論了一陣子原子彈問題。

隨後,李志綏將他與米高揚的談話告訴了毛。“毛說:‘米高揚同我說,有他們的原子彈就夠了,他們的原子彈傘可以蔽護我們。蘇聯其實是想控制我們,不要我們生產原子彈。蘇聯生怕我們不服他的控制,怕我們得罪美國。我們是從來不受誰的控制,也不怕得罪哪個。我們是搞定了原子彈了。我常說,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誰也不要想限制、控制、嚇唬我們,你控制,我就反控制。誰也不要想做我們的太上皇。’”

李在編造了這一番對話後,筆鋒一轉,道出了他真正 要說的話:“對毛來說,原子彈炸死一千萬、兩千萬人都算不得什麼。所以殺掉幾十萬個右派又有什麼好大驚小怪呢?” 這一切,全部是無中生有的編造。


來華使命

米高揚這次秘密來華,唯一的使命,就是向中共中央通報蘇共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反黨集團”的情況,根本沒有同毛澤東談原子彈問題,更談不到什麼“中國核武器發展計劃”。

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王稼祥等在杭州會見了米高揚。根據當時的談話記錄記載:這次會談,從五日晚七時半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凌晨三時半(中間吃飯時間四十分鐘)。主要由米高揚通報情況,毛、周等偶爾插話和提問。毛澤東也向米高揚簡單提了一下中國的反右派問題,還談到他第二次訪蘇的日期問題。

毛澤東在聽完米高揚的情況通報之後,當即向他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經決定支持蘇共中央的決定,並讓翻譯將中共中央致蘇共中央的電報讀給米高揚聽。在整個會談過程中,李志綏根本不在場,也不可能在場,他對談話內容毫無所知。

至於李志綏講,毛澤東要他去見米高揚,真是編造得絕頂地荒唐離奇。米高揚來,毛澤東竟會派他的一個剛剛到任的保健醫生去談原子彈這樣極端機密而敏感的問題,這本來是任何一個頭腦健全的人都不會相信的,但我還是去查證了一下。

關於這件事情,最了解情況的是當時負責俄文翻譯並全程陪同米高揚的閻明復。我問了閻明復。

他說:“米高揚七月五日到杭州後,就說他腰痛。當晚,他同毛主席等領導同志會談,會談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三點多鐘,接著就去休息了。他離開後,我給葉子龍講了米高揚說他腰痛的事。葉子龍說,讓李大夫帶人去看看(請讀者注意,不是毛澤東,而是葉子龍叫李志綏去米高揚那裡。——林克)。那天中午十二點多鐘,米高揚才起床,李志綏帶了一位名叫孫振衰的年輕大夫來給他針灸。由於一點多鐘飛機就要起飛,李志綏和孫大夫前後只呆了十幾二十分鐘就離開了。其間,李志綏除了問了問米高揚的病情以外,根本沒有談別的事。我一直在場。我是翻譯,李志綏不懂俄文,不通過我他怎麼與米高揚交談呢?”

我告訴閻明復:“李志綏的書裡說,他與米高揚談了原子彈問題。” 閻說:"這是胡說八道!"

李志綏還講到,毛澤東說蘇聯想控制中國,不讓研制原子彈。這也是捏造。當時,蘇聯政府正準備同中國簽訂幫助中國利用原子能的協議,還要派專家來。 “一反對,二不怕”

好了,李志綏造假造得太離譜了。那些假東西,他以為寫得越是具體細致,越是繪聲繪色,越容易使讀者相信。但是他沒有想到,這類假東西,一經戳穿,他就越要觸霉頭。相信過他的話的讀者,就會有一種受到欺騙、受到侮辱的感覺,看到那個在他們面前有聲有色他講“故事”的人其實是一個人格卑劣的騙子,這種人的話還能夠相信嗎?

寫到這裡,我想起黎安友教授在該書前言中對李志綏的一段評價的話:“李志綏那張坦蕩而帶著微笑的圓臉,在毛眾多家臣的團體照中,特別突出。他直率的表情、柔和的笑容,和整潔的打扮,在在都掩不住他所受的西方訓練。李醫生的外國氣質和西方儀態似乎既說明了他的才幹,又說明了他的弱點,因此使他顯得特別不可多得。”

黎安友這些話,其實不過是在替這本書做廣告,把它“包裝”得更誘人一些。這倒反映出現在出版的這本書實際上正是說出了黎安友之流想說的話。

但人們一旦了解了事實,自然會間:李志綏真的是“坦蕩”和“直率”嗎?難道在黎安友看來,經過“西方訓練”出來的、具有“外國氣質和西方儀表”的人,就應當是這個樣子嗎?

如果說,李志綏編造謊言,欺騙世人,是沒有道德和良知的表現,那麼,他對毛澤東進行人身攻擊,則說明他連做人的起碼準則都丟掉了。

他說:“對毛來說,原子彈炸死一千萬、兩千萬人都算不得什麼。所以殺掉幾十萬個右派又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呢?”

誰都知道,毛澤東對戰爭(包括核戰爭)的態度,歷來是:一反對,二不怕。首先是反對,這是前提。新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由他和周恩來奠定並一貫堅持的。其次是不怕。人家要打(包括核戰爭),怕有什麼用?你越怕,人家可能越要打你;你不怕,有準備,反而他不敢來。這就是毛的辯證法。

正是本著爭取和平、避免戰爭的基本態度,他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訪問莫斯科時說:“我和一位外國政治家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打原子戰爭,人會死絕的。我說,極而言之(著重號是我加的。——林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我們中國還沒有建設好,我們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

任何一個不抱成見的人,都不會認為這是一種對原子彈炸死一兩千萬人“都算不得什麼”的態度。相反,這是對人類進步和世界和平抱有樂觀主義的態度。毛澤東有時說過一些極而言之的話,這決不意味著他不在乎死多少人,而是說即使死了那麼多人,只要正義的力量存在,戰爭的勝利就一定屬於愛好和平和維護正義的人民。

至於說,“殺掉幾十萬個右派又有什麼好大驚小怪”,更是無稽之談。大家都知道,對於內部審幹肅反,毛澤東從延安時期就定下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針,並一貫堅持。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都不殺,後來他們還分別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李志綏之流,用這種惡毒的語言對毛進行人身攻擊,天理難容!




(四)關於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的兩件事


1、毛彭“衝突”

一是所謂彭德懷拒絕與毛澤東談話。

李志綏在“回憶錄”裡,詳細講述了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情況,似乎他就在現場。其實,李志綏作為一名保健醫生,雖然跟著上了山,卻根本參加不了會議。當時他對廬山會議的情況所知甚少。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些參加過廬山會議的人,寫了不少有關這次會議的回憶材料,有關方面也公布了一些檔案。李志綏的“回憶錄”利用了這些材料,由於他們真假不辨,連有些不實的材料也照抄過來。書中關於彭德懷拒絕同毛談話的敘述,就是其中一例。

李志綏稱: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全體會議之前,“彭德懷曾私下去和毛談過一次話,並當面頂了起來”。“散會時,彭立刻走了出去。毛走出禮堂,向山坡下行走,這時彭又向山坡走過來。毛立住腳說:‘彭老總,我們再談談。’彭紅著臉,右臂在頭上一甩,大聲說:‘現在還有什麼好談的,不談了。’毛又說:‘我們有不同的看法,還是可以交換意見嘛。’彭匆匆走過,說:‘現在沒有什麼好談的了。’”

李志綏的這段“回憶”,是抄別人的,只是改了一些字。經核實,這段回憶並不準確。這次會後,彭德懷確實同毛澤東匆匆談了幾句話,但是沒有頂嘴,更沒有拒絕同毛談話。我倒是參加了廬山會議的。散會後,我正走在毛澤東後邊,那時周圍的人很多,”我只聽見他們簡單交談了幾句話,並沒有見他們之間發生爭吵。

據《彭德懷傳》說:彭德懷“出了會場走出不遠,周恩來派人追來,請他去開會。彭德懷猛一回頭,看到毛澤東夾在人群中正朝他這邊走來。被一種難以克制的力量推動著,彭德懷迎過去,走到毛澤東身邊說:主席,那封信是我寫給你作參考的,為什麼把它印發了?”“毛澤東愣了一下,回答說:你也沒有講不要印發嘛。”

這個記載,主要是根據彭德懷當年寫的廬山筆記。其中寫道:“信上明白寫了是給你參考的,是否有參考價值,請斟酌。不妥之處,煩請指示。我們三十余年患難相處,我七月十四日的信真有那樣嚴重的錯誤,你要印發,展開討論,也可以先找我談談吧!我當時盡量抑制了激動的感情,避免爭吵,離開他到總理處開會去了。” (著重號是我加的。——林克)

李銳也是這次彭毛碰面的目擊者。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散會後,我們離開小會場不遠,回頭看見彭德懷擋著毛澤東在說話。(後來知道,是彭德懷申明,這封信只是供主席個人參考的,沒有準備印發給大家。)”

據高智前不久說:“廬山會議期間,有一次主席要我聽聽大會,我一進會場,看到一位同志正在大聲批判彭德懷,講到長征期間的一些事。我聽了一會就離開會場,回來報告了主席。大概過了兩三天,彭總打電話說要見主席。我報告了主席,主席說,好啊,請他來。這天上午,彭總來到主席的住處,我帶他進去。一見面,彭總還向主席問好。起初,我還有些擔心,在門口坐了五六分鐘,一直聽不到房間裡高聲說話,就放心地走開了。這是開始批判彭總不。幾天發生的事。”

這些材料都說明,彭德懷盡管對毛的講話有意見,但是並沒有拒絕同毛談話。至於李志綏所說七月二十三日全體會議之前彭曾私下和毛談話,當面頂了起來,更是道聽途說的事。



2、毛賀會面

二是毛一九五九年在廬山同賀子珍見面的情況。

毛澤東在廬山接賀子珍上山會面,確有其事,這些年已公開發表了一些材料。

李志綏藉此大事渲染,像寫小說一樣,編織了許多故事,作了細膩的描寫。不僅有毛賀之間的對話,而且賀子珍什麼時候“眼睛開始紅潤,沁出了淚水”,什麼時候 “神情越加激動”,什麼時候“臉色出現淡紅色”,等等,都有詳細記述,仿佛他就在旁邊一樣,而且還知道毛賀會見前偽通信內容。更有甚者,李還捏造了賀子珍走後,毛和他之間的一段對話。李志綏這樣明目張膽地造假,是不是還知道人世間有“羞恥”二字?

其實這次會面,毛澤東當時為了避免引起麻煩,除值班衛士封耀松外,避開了所有的身邊工作人員,李志綏就夏不用說了。我也是在事後很久才聽說此事的。

既是造假,肯定就要出錯。

首先一個大錯,就是把毛賀見面的時間搞錯了。李在“回憶錄”中稱:“一九六一年夏季,毛叫他的第二位妻子賀子珍前來廬山。”事實上,這次會面是在一九五九年七月的第一次廬山會議期間,不是在一九六一年夏季的第二次廬山會議期間。這本號稱提供“全球第一手資料”的“回憶錄”,卻連這樣最起碼的事實都弄錯了,原因在於當時李志綏根本不知道這次會見,而在他的“回憶錄”中,卻要冒充自己在現場,胡編亂造一氣。

據水靜(當時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的夫人。在“回憶錄”第二○○頁上,李志綏張冠李戴,把她說成是當時山東省委書記“舒同的夫人”。——林克)回憶,一九五九年七月七日,楊尚奎要她接賀子珍上廬山。七月八日下午三時,水靜和賀子珍準時從南昌出發,到達廬山枯嶺,在事先安排好的二十八號房住下。

第二天晚上九時左右,毛澤東在廬山一八○號院住處同賀子珍見了面。當時在毛住處守候的,只有值班衛士封耀松和陪同賀子珍前來的水靜。毛與賀談話時,他們兩人就離開了,等候在樓下值班室。

毛同賀單獨談了一個多鐘頭。然後由封耀松扶賀子珍出來,又叫水靜進去。毛澤東告訴她,賀於珍的腦子壞了,答非所問。要她注意賀子珍的情緒,明天就送她下山(李志綏想當然他說是江西公安廳牛廳長陪著賀子珍走的。——林克)。還說:“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離開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他還要水靜把賀子珍從他那裡拿走的三小瓶安眠藥設法要回來。

關於毛澤東與賀子珍廬山相會,我還特地通過通信方式向封耀松進行了解。他寫來一個材料,現將全文轉錄如下:


時在1959年7月1日傍晚,我與毛澤東主席同車上廬山,住在180號院。

主席到廬山後,情緒很好,一路風塵,但毫無倦意。他對等候接待的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和夫人水靜同志講:“廬山,山好,水好,空氣好,還有老表好!”

在7月5日這天晚上,毛主席突然問我:“小封,你什麼時候值班?”
我算了一下,報告主席:“七號,九號……”主席當時並沒有再說什麼,但他似乎在安排著一件事情,我也想了好久。

7月9日晚,約九點多,一輛轎車停在180號院樓下台階邊。當時,主席在二樓,就只有我一個人值班。我走到車邊,打開車門,將一位女同志扶下來,與同車來的水靜同志一起,把她扶進一樓的衛士值班室。我上去報告主席:“水秘書她們來了。”主席說:“好的。”然後看了看表,站起身來,好像要到樓梯口迎接的意思。我下去與水靜同志一起把那位女同志扶上樓來。水秘書先下去了。我拿過藤椅,在主席對面放好,安排她坐下,然後泡了杯茶給那位女同志,又給主席的杯子添了水,並為主席放了香煙在桌邊,回到衛士值班室。大約過了四十五分鐘,主席按鈴召我去。

我給他們的茶杯裡又加了水,絞了兩條小毛巾放在桌上,看他們談得很熱烈,就下去了。

回到衛士值班室,水靜同志講:“小封,他們還在談嗎?”“是啊!”

我講。他們講話的聲音很響,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水靜同志講:“小封,賀子珍同志身體不太好(至此,我才知道那位女同志是賀子珍),是從山下邊剛接上來的。”我與水靜斷續談著。這時,鈴又響了。我上樓,攙下賀於珍同志,並告訴水靜同志:“主席要你上去一下。”水靜同志上去,只一會兒,即下來與我一起攙著賀於珍上了車。看賀子珍的表情很高興,並講:“主席還像原來一樣,只是老了一點,頭發有點花白。

送走賀子珍一行,我上樓去,主席在屋裡來回踱著步,對我說:“小封,你看怎麼辦呢?這個同志把我的香煙、安眠藥都拿走了。香煙倒還不要緊,安眠藥她吃了,身體不行的。”主席並讓我再下樓為他去拿香煙,主席是離不開煙的。我拿煙上來,看了一下,主席顯出既高興又不高興的樣子。“小封啊!這個女同志,是女中豪傑,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來身體很好的,讓她不要去蘇聯,勸也勸不好,蘇聯衛國戰爭期間,生活很艱苦的!我們也不知道消息……”

接著,主席讓我打電話給水靜同志,不要把安眠藥給賀子珍吃了。我馬上下樓去與水靜同志通了話。因為主席的安眠藥有三種,按順序吃的,錯服是會出事情的。這時快一點鐘了。我為主席擦了澡,梳了頭,給他服了安眠藥,安排睡下。次晨,水靜同志來電話,說已將安眠藥從賀子珍手中要回來了。我報告了主席,主席連連講:‘好,好!”就從煙盒內抽出一支煙點著,深深吸了一口。

關於賀子珍同志上廬山一事,只有我與水靜同志接待、安排的。以往有這樣那樣的說法,都是沒有根據的。

毛主席貼身衛士封耀松

1995·8·8



這就是毛澤東同賀子珍會面的經過。連引見人和值班衛士都沒有聽到毛賀的談話,李志綏卻有本事在“回憶錄”裡繪聲繪色地寫了毛賀對話和他們各自的神情。你說怪也不怪?



(五)關於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和廣州會議

對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李志綏“回憶錄”有這樣一段話:“九中全會對毛是個打擊。參加的領導認為黨首要的工作在恢復農業生產。在餓殍遍野中,毛的迅速工業化只是空想。‘民以食為天’是不變的道理。”



1、經濟困雄時期的毛澤東

九中全會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召開的。主要議題是集中力量加強農業戰線,堅持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針。這同毛澤東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其實就是毛的意思。

從一九六○年冬天起毛就下決心解決農業問題,一九六一年這一年他的主要精力用於解決農業問題,用農業生產的恢復和好轉,來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好轉。

所謂“九中全會對毛是個打擊”,又不知從何談起?

李志綏其實根本不了解政治情況,他的書又偏要把重點放在大談政治問題上,這也許是出於某些方面對他的要求。強不知以為知,這就使他常常陷於漏洞百出的狼狽境地。

九中全會是在中國經濟困難時期召開的。毛面對這個困難局面,為解決農業問題,轉變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的困難處境,召開了一系列重要會議(九中全會、廣州會議、北京會議、第二次廬山會議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黨團結一致,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用了三年時間,到一九年國民經濟就實現了根本好轉。“回憶錄”對這些大量存在的事實卻連一個字也不提,而造謠說什麼“九中全會對毛是個打擊”。

李志綏還說,毛對“橫行”的浮腫病和肝炎病“特意漠視”,“十分殘酷無情”。他把毛澤東在困難時期不吃肉這件事,譏諷為“毛的犧牲對大飢荒毫無助益”。甚至說:“盡管如此,毛主席這個姿態仍贏得了大家的贊嘆。”

在三年困難時期,特別是一九六○年冬,毛澤東的心情確是十分沉重的,對出現浮腫病、餓死人等情況十分不安。我經常同他接觸,深深地感覺得到,他在困難時期不吃肉,表現出人民領袖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同舟共濟的精神。

對於“大躍進”中發生的一些錯誤,從一九六○年開始,毛澤東多次作過自我批評。

一九六○年十一月,他看了甘肅省委關於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的第四次報告,其中講到“今年以來,在一部分縣、社發生了嚴重事故(指浮腫病及非正常死亡現像。 ——林克),情況是嚴重的,並且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解決”。報告還檢查了省委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毛親自為中央起草了批示,將這個報告轉發全國。他在批示中說:“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其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

毛澤東在全黨強調實事求是,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很快見效,農業生產比較快地得到恢復和發展,人民生活隨之逐步改善,餓死人和得浮腫病的狀況很快改變並扭轉。

李志綏說毛對“橫行”的浮腫病和肝炎病“特意漠視”,“十分殘酷無情”。這些完全不符合事實的話,無非還是出於某種政治需要。我從它背後,仿佛聞到了充滿敵意的火藥味!

在困難時期,我常看見毛澤東心情沉重,寡言少語,獨自在那裡沉思。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的生日那天夜裡,他請我、高智、葉子龍、李銀橋、王敬先、封耀松、汪東興七個人吃飯。毛的神情嚴肅,對我們說:“現在全國人民遇到了災難,人民生活很困難,我很不放心。除了汪東興同志外,你們六人都下去,和群眾打成一片,實行同吃、同住、同勞動,了解真實情況。農村人民的生產、生活有什麼困難和問題,群眾有什麼意見,都如實地反映上來,不要隱瞞。”

這類事實大多了。李志綏對這些卻隻字不提,而刻意渲染什麼“越來越多的百姓因嚴重的飢荒而餓死時,共產黨變得更形腐敗”。試想,如果真像李志綏說的那樣,中國能夠只用三年時間就克服了如此嚴重的經濟困難嗎?



2、不存在的黨內分歧

關於一九六一年三月的廣州中央工作會議, 李的 “回 憶錄” 是這樣寫的:

“中央各領導的信念在廣州會議上仍不明顯,但個別的意識傾向則可一目了然。一九六一年三月,我第一次聽到鄧小平發言表示支持曾希聖的責任田制,他說了一句‘名言’:‘管他白貓黑貓,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在青年團一次會上講的。”“劉少奇發言雖沒有鄧有力生動,也逐漸表明他的態度。在廣州會議上,他傾向於支持包產到戶的方法。”“廣州會議並未解決這些分歧。領導人決定親自深入農村,調查研究,以求第一手資料,才能決定。”“領導人們表面上的表現還是團結的。但在幕後,黨內意識形態分裂日異[益]加深。全心跟隨毛主席腳步的人已經寥寥可數了。”

聽李志綏的口氣,他是參加了廣州會議的,而且聽了鄧小平關於“自貓黑貓”的發言,還很有把握地稱這是他“第一次聽到”。

其實,李志綏根本沒有資格參加這個會議。這一段話又是李志綏及其同伴胡謅出來的,搞得牛頭不對馬嘴。

廣州會議根本沒有討論包產到戶(或稱“責任田制”),甚至連人民公社的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這個問題都沒有討論,主要是制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六十條》),是為了克服農村人民公社中嚴重存在的兩個平均主義(即隊與隊之間、社員與社員之間在分配上的平均主義),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盡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順帶說一下,李志綏把《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說成是《農業合作社工作條例》,說明他根本不了解廣州會議是幹什麼的。

至於鄧小平的那句“名言”,那是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在接見出席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人員時的講話中說的。

鄧小平一九六二年七月在北京講的話,李志綏怎麼會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在廣州就聽到了呢?李志綏不說親自“聽到”還好一點,那樣還可以給自己留一點辯解的余地,如果有人指出來,可以推說是聽別人說的。他卻偏要擺出一副會議參加者的樣子,為了顯示自己的身份,顯示自己對中共內情十分了解,乾脆寫上個“第一次聽到”,這一下子壞了,馬腳全都露出來了。

我可以告訴“回憶錄”的作者們,不論是鄧小平,還是劉少奇,還是別的什麼人,誰也沒有在廣州會議的發言中表示支持曾希聖的責任田制(或稱“包產到戶”)。

劉少奇、鄧小平等提出同意搞包產到戶是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一年他們沒有提出這樣的意見。例如,劉少奇一九六一年春回到湖南家鄉寧鄉縣花明樓公社炭子衝大隊時,還制止了有的社員向他提出搞包產到戶的要求(這是田家英一九六二年帶著調查組到這裡調查時了解到的情況)。

我說明這些事實,不是說搞包產到戶或責任田制不對,主要是為了揭穿李志綏所謂“廣州會議並未解決這些分歧”。至於什麼“領導人們表面上的表現還是團結的。但在幕後,黨內意識形態分裂日異[益]加深。全心跟隨毛主席腳步的人已經寥寥可數了”等等,完全不是事實。

但李志綏並沒有到此為止。接著,他又說出一段駭人聽聞的話來:“有一天晚上,毛叫我去讀英文。在談到國內的狀況時,他說了一句使我非常吃驚的話。他說: ‘中國共產黨裡,好人早都死完了。現在剩下的都是些行屍走肉。’五年後,到文化大革命時,毛的行動充分證明,當時他說這句話時,是認真的,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那時才知道哪些人是毛口中的‘行屍走肉’。”

對於不了解情況的人來說,很可能把李的這番刻畫細致、有情有景的生動描寫信以為真。噢!原來“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央領導人,毛早在五年前的一九六一年就“深思熟慮”地決定了。但是,只要看一看當時的歷史情況,這類謊言就不揭自破了。

我是一九六一年八月下旬,下放河南回來後不久,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和毛身邊的其他一些工作人員,到江西省貴溪縣蹲點、調查和參加勞動的。九月初,省委打電話要我立即回南昌。回到南昌,江西省委書記方志純才告訴我,毛要我立即上廬山。

我見到毛,他說,會議很忙,有許多文件要看。他讓我幫助他篩選文件。我看了會議的全部文件和會議簡報,每天選送給他。由於會議文件多,工業問題較農業問題複雜,所以毛集中精力研讀文件。在我送文件和同他的交談中,從未發現毛對會議有什麼不滿的情緒或表示。李志綏既沒有參加廬山會議,也沒有看過一份文件,怎麼能斷言中央領導人有嚴重分歧呢?

我比較熟悉毛的思維方式和語言習慣,李志綏編造的那種昏話,決不可能出自毛之口。李還偽造了許多話強加於毛:什麼“高帽論”、“爭寵論”、“我就要用英美派”。“英美派萬歲”等等。我在毛身邊十多年,從來沒有一次聽到毛講過這類觀點,也從沒有聽到過他用這種口氣談話。

李志綏的“回憶錄”慣用的一個手法,就是任意編造他和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的“個別談話”,特別是他同已去世的人的“個別談話”,而且往往還要帶上一句:對方要他不要再對別人談。李以為這樣一來,“死無對證”,又是獨家新聞,就可以以假亂真。可惜他疏忽了,有的人雖然去世了,但不少的見證人還在,大量的會議記錄仍在,並不是由他怎麼說,便可以把事情變成另一個樣子的。



(六)所謂毛澤東批評陳雲的批語


1、“毛批”疑案

李志綏說:“在一九六一年,陳雲就認為包產到戶不能解決問題,而提出要爭取時間,分田到戶。七千人大會後,陳主管財經工作。陳將他的意見詳細寫在財經小組報告中,呈送毛閱批。

毛在上面批了:‘將情況說成一片黑暗,沒有光明。此人是店員出身,資產階級本性不改,一貫的老右傾。’”“田家英為了維護黨的團結和陳的政治安危,下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決定——田叫林克把這個批件壓下,不要交到中央書記處去,免得以後被拿來用作批鬥陳的材料。林確實沒有交出,將這個批件壓在他的宿舍床上的褥子下面。”

李還說,一九年,徐業夫“以清點機密文件為名,檢查了林克的宿舍。在褥子下面找到了這份文件。他將文件轉給了書記處。事後徐對我說:‘林克這個人不適宜做機要工作,這麼重要的文件壓在褥子下面。’徐也向汪東興和毛講了這件事,由此造成一九年底林克調出中南海。”

李志綏在這裡編造了一個直接牽涉到我的故事,偽造歷史,欺騙讀者。

第一,毛澤東有沒有這樣一個“批語”?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後,中央財經小組向中央提交了一個報告,即根據陳雲講話精神起草的《中央財經小組關於討論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的報告》。這個報告起草後,周恩來曾經將報告的第一部分(對形勢的估計)送毛看過。在五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表示同意報告提出的方針。

在五月七日至十一日為討論這個報告而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周說:“今年七千人大會之後,在西樓開會,陳雲同志講了話,少奇同志作了結論,毛澤東同志也同意,就是說,調整時期要成為一個階段,主要的內容就是恢復。”會後,周在五月十九日將中央轉發中央財經小組報告的通知稿送毛。

五月二十四日,毛在通知稿上批示:“退總理。照辦。”可見,毛澤東對中央財經小組的報告是贊同的,不是像李志綏說的那樣對陳雲極為不滿。所謂毛的“批語”,完全是李志綏憑空捏造的。至於毛對陳雲等對經濟形勢的估計不滿意,是一九六二年巡視外地以後的事,那是他的看法後來起了變化,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毛也沒有寫過這種批語。

第二,造田家英和我的謠言。李說,林克在田的授意下,把“毛批”給壓下了。本來,連“毛批”都沒有,何來“壓下”?從李的記述來看,好像他連我是幹什麼工作的都不大清楚,給我安上一個“做收發文件的機要秘書”的頭銜。在“文革”以前,先後給毛澤東做機要秘書的,只有葉子龍、羅光祿、高智和徐業夫,我從沒有做過機要秘書。就從收發文件來說,中央有關人事間題的文件、檔案,從來都是領導人親自密封後,再由機要秘書傳遞,決不會不經密封就交秘書傳遞的,更不可能由秘書隨便看並且把它壓下。這是起碼的常識。李志綏把自己描寫成參與機密的核心人物,其實他不過是個醫生,連保密文件如何處理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再說,這是財經小組的報告,批件應該送財經小組,不應該送中央書記處。

退一萬步說,即使真有那麼一個“毛批”,而且要我交給中央書記處,我有這樣的膽